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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日，母亲告诉我，闰土来了，我便飞跑地去看，他正在厨房里，紫色的圆脸，头戴一顶小毡帽，颈上套一个明晃晃的银项圈........他见人很怕羞，只是不怕我，没有旁人的时候，便和我说话，于是不到半日，我们便熟识了。”

这是节选自鲁迅的短篇小说《故乡》中《少年闰土》里的一段。

那时候同为14，5岁的我们，只觉得闰土也和我们一般大，他那些逗趣的经历，丰富的见识似乎不单是说给鲁迅一人听的，也是说给我们听的。多为独生子女的我们在那时多想也有一个像闰土那样的伙伴！

后来再读到《中年闰土》时，那一声“老爷”让我们的心瞬间跌到了谷底。

“先前的紫色的圆脸，已经变作灰黄，而且加上了很深的皱纹，眼睛也像他父亲一样，周围都肿得通红。“这样的描述和脑海中那个活泼、有趣、灵巧的少年形象形成了极大的反差和强烈的视觉冲击，让人忍不住惊叹“闰土”为何会变成如今这般？

这不仅是鲁迅笔下的描述，更是现实的写照，现实中的“闰土”便是这样，作为鲁迅少年时的玩伴，“闰土”章运水的晚年生活凄苦。

但幸运的是，富不过三代，穷也不过三代，章运水子女的后代在生活上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完成了华丽转变。

鲁迅和闰土的深厚渊源

鲁迅笔下的“闰土”原形名章运水，因为八字五行缺水，所以小名叫做“阿水”，绍兴俗语闰与运同音，因此鲁迅在小说上改写作“闰”，水也改成五行中的“土”了。

章运水的父亲章福庆年轻的时候是一名竹工，每年在百草园晒谷子的时候，他就会去周家翻修和编一些新的竹匾。

章福庆为人勤恳老实，手脚麻利，深得周家长辈们的欣赏。

当时的周家家世显赫，鲁迅出生的时候，家里还有四五十亩水田。

章福庆年年给周家做事，一来二去熟识了以后，到每年收租的时候，周家便会让章福庆通知那些租水田的农户们。

周家繁忙的时候也会让章福庆临时去帮忙。

1893年，鲁迅的曾祖母去世了，在新年办丧事，适值轮到祭祀“当年”，很是忙乱，章福庆便把儿子章运水一同带去周家帮忙，让章运水帮忙看祭器，那便是鲁迅和少年闰土的第一次见面。

当时的章运水16岁，他比鲁迅大四岁，鲁迅便跟着大家一起叫他阿水，而他称鲁迅“大阿官”。

便如鲁迅笔下所写的那样，两个年纪相仿的孩子很快熟识了起来，少年闰土教鲁迅捕鸟，告诉他沙地里动物和植物的生活，如何在皎洁的夜晚管西瓜诸如此类在鲁迅听来闻所未闻的事。

鲁迅从小生长在大户人家，家教甚严，少年闰土那样的生活是他从未见过与经历过的，所以章运水口中说出来的那些事在他看来新鲜极了、也有趣极了。

当时的鲁迅将章运水视为见多识广的哥哥崇拜，二人情同手足，以至于新年过后做完忙月，章福庆要带着“闰土”回乡下时，鲁迅急的大哭，“闰土”也难受的躲在厨房里不肯出门。

命运的急转直下，“闰土”悲戚困顿的后半生

章运水的少年时代过的无忧无虑，欢快自由，但是噩运的到来总是猝不及防，章运水的父亲章福庆病逝了。

父亲去世后，家里的重担一下子落在了章运水的肩上，一夜之间，他从一个懵懂少年变成了一名身挑重担的男人，全家人都指望着他，把曾经对章福庆的寄托全数转嫁到了少年闰土章运水身上。

渐渐地，他不再是少年闰土，他整日挑土、摇船、做农活儿，手脚从未停歇，因为有一大家子等着他要去养活。

章福庆还在世的时候，从小就家境贫寒的章运水总是会跟着父亲干些力所能及的活儿，看瓜地、网鱼、晒稻谷都不在话下，竹编的手艺也是跟着父亲学会的。

干活儿对章运水来说从来就不是难事，但在这样日复一日的高强度劳动下，原先那个机智勇敢、见多识广的少年闰土已渐渐变得沉默寡言，木讷呆板。

成家生子后的章运水生活更加困顿不堪，相继出世的五个孩子几乎把他压的喘不过气，尽管他起早贪黑的干，收获完的粮食缴费完租税后依然养不活一家人。

1919年，当已经有了留洋经历的鲁迅再次见到他时，四十岁出头的章运水早已佝偻着背，面色灰黄，麻木不仁的表情就像个垂垂暮年的老者。

五十多岁后，章运水的背后长了一个恶疮，由于家里没钱医治，致使伤口化脓，始终无法愈合。

1934年大旱，地里颗粒无收，赋不起税的章运水只得把地给卖了，随后就靠租种土地和出外打工为生。而在同年，年仅五十七岁的章运水亡故，留下了五个尚还年幼的孩子。

几十年来，那个让人牵挂、被人津津乐道的“闰土”就这么离开了人世。

他的一生让人扼腕叹息，从少年时期的无忧无虑到中年后的麻木不仁，这一巨大变化让鲁迅异常的触目惊心，因为他身上映照着的正是最底层劳动人民在那个大时代背景下的无奈和悲凉。

逆流而上的生命，实现了命运的华丽转变

命运似乎从未给这一家人丝毫的灿烂。

章运水离世后，家里的重担一下子落在了他大儿子章启生身上，章启生便是《故乡》中的水生。

但与章运水不同的是，章启生出生在家里最贫困的时候，连快乐的童年都没有享受过，稍稍长大后，就跟着父亲一同为家里的生计奔波辛劳。

章启生的命运与他的父亲极为相似，因为贫困劳顿，早早便离开了人世，留下了两儿一女，其中的小儿子便是章贵，他当时年仅3岁。

章启生走后，为了维持家里的生计，章启生的妻子在上海找了一份保姆的工作，但赚的不多，不久，女儿也因为没钱医治而病死，年幼的章贵和哥哥不得不各自做童工讨生活。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16岁的章贵终于摆脱了家族噩运，解放后，凭着自己身上的那股子韧劲重回学校，从扫盲开始，一点一点的累积知识。

阳光渐渐透过乌云正一点点的照射在了这位“闰土”的后代身上。

1954年，章贵进入绍兴鲁迅纪念馆工作，他努力勤奋，上进好学，为了提升自我便到夜校接受正规的教育。

鲁迅的儿子周海婴深受其父的影响，始终挂念着章家人，1959年，周海婴和章贵在绍兴纪念馆相见，两人一见如故，相谈甚欢，此后，周海婴每次途径绍兴，都会与章贵小聚片刻，友谊的缘起似乎就如当年他们的祖辈。

章贵热爱工作，也热爱文学，在纪念馆里，他先后发表了几十万字和鲁迅有关的文章。1982年，章贵被任命为绍兴鲁迅纪念馆副馆长。

章贵的一双儿女也都有着一份不错的工作，一个做了会计，一个成了老师，在几十年后的新中国，章贵一家告别了祖辈的贫困，过上了美满祥和的新生活。

小结：

因为祖辈缘起的情谊，小一辈的惦念，让章周两家又重新连接起了友谊的桥梁。

曾经生活的困顿并没有在章家身上无休止的延续下去，这份平凡人身上的坚忍不拔，坚强不屈是最有力量的存在，也正是有了这些才让章家的子孙后代们能够一直幸福生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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